中國北朝晚期至明代佛教石窟寺。位于河北省邯鄲市鼓山南端和中段西麓，分別稱南響堂山、北響堂山石窟，相距 7.5公里。始鑿于北朝晚期，隋、唐、明各代相繼修造。現(xiàn)存石窟17座，摩崖造像 450余龕，大小造像4300余尊。窟龕早有損壞，許多造像頭部損失，有的流落于國外。1935年北平研究院考古組和1936年中國營造學社劉敦楨及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水野清一、長廣敏雄曾先后進行調查，分別發(fā)表了《南北響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錄》、《河北古建筑調查日記》和《響堂山石窟》；1957年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進行調查實測。鼓山一帶為北齊佛教勝地，堂山石窟與北齊皇室關系密切，是北朝晚期造像最為集中也最具代表性的石窟。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響堂山現(xiàn)存北朝晚期洞窟11座，即南響堂 7座，北響堂 4座。北齊石窟多具仿木結構窟廊，其中南響堂第3、7窟，北響堂第2、3窟，在窟前四柱三開間窟廊上方又鑿有大型覆缽、山花蕉葉、剎桿及火焰寶珠等，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塔形窟。窟門兩側雕八角束蓮柱，門額飾以精致的寶塔、飛天，門側壁淺雕肥大忍冬紋，整個外觀裝飾華麗。南響堂第 2窟窟廊檐額上雕五鋪作雙抄偷心造斗□，是石窟建筑中僅有的一例，為研究北朝建筑難得的實物資料。
響堂山石窟主要代表了北齊的佛教造像藝術，是短暫的北齊王朝留下的最大的藝術寶庫。近年來，學術界將響堂山的雕塑藝術譽稱為“北齊造像模式”。綜上所述，我們分別從洞窟形制、造像風格及雕刻技法三方面對北響堂北齊風格歸述如下：
1、洞窟形制 響堂山北齊洞窟的形制可分為以下幾種：
中心方柱塔廟窟： 有南響堂第一、二窟，北響堂第四、九（以下簡稱南一、南二、北四、北九窟，其它類同），窟平面方形、平頂，中心為方柱，三面開龕或一面（正面）開龕（北四、南二），后壁上部與洞窟后的山體相連，下部形成低矮甬道，供禮佛時通行。窟內四壁鑿佛龕，前壁正中為窟門，門上有明窗二，明窗間平浮雕大型帝后禮佛圖（北六）或阿彌陀凈土變（南一、南二），均以場面宏大，場景壯觀為特性。
中心方柱塔廟直接繼承了云岡中心塔柱窟的形式，只是將云岡繁復、瑣碎的“三層或五層每層三面每面各鑿一佛龕的樓閣屋檐形中心塔柱”的形式改為“三面（或一面）每面開一佛龕”的簡捷、明快、大方的中心方柱的形式，從而體現(xiàn)出了北朝石窟中心柱窟由繁到簡的發(fā)展趨勢。
三壁三龕佛殿窟： 有南三、五、七、北三。窟分前廊后室（南七、北三）面闊為三間四柱，明間正中開窟門，次間各開大龕，龕內雕踏山力士像，明間上部為印度式拱，次間額枋上為一斗三升拱。窟檐雕出仿木結構建筑形式的滴水、圓椽、筒瓦等，瓦垅上有八層疊澀基，基上浮雕大型山花蕉葉覆蓋窟頂，大蕉葉擁托覆缽丘，丘上雕出象征塔剎的雙層火焰寶珠。窟內平面方形、穹隆頂，正、左、右壁各開帷幕帳形龕，龕內雕一鋪三尊（南五）、五尊（南七）、七尊（北三）像，窟頂浮雕蓮花藻井及飛天伎樂，地面浮雕大蓮花，蓮花中間置博山爐（南五）窟門兩側刻大番卷草紋和連珠紋，上部刻飛天。
這種窟的形制基本上因襲了北魏后期龍門產生的三壁三龕窟（如龍門的石窟寺、魏字洞等）形式。
四壁設壇窟：分方形平面平頂（南四）和方形平面覆斗頂（南六）兩種，這種窟的主要特征是四壁設環(huán)壇，壇上圓雕造像。正、左、右壁為一鋪五身或七身組合，前壁窟門兩側壇上雕力士像。這種窟形，在過去的研究中，也將它與三壁三龕窟劃入一類，這種形式在北朝石窟中屬于新樣式。隋唐以后的龍門石窟才出現(xiàn)。
2、造像風格 從東魏武定末年至北齊后主高緯時期，盡管時間較短（約20多年），佛教沒有多大的發(fā)展變化，但畢竟屬于改朝換代階段，統(tǒng)治階級為了表現(xiàn)自己，在各個方面都要改變前代遺風，反映到佛教造像上也毫不例外。響堂山作為北齊皇室開鑿的大窟，更多的體現(xiàn)了這一點。如響堂山最早開鑿的北響堂第九窟（大佛洞），從《資治通鑒》的記載可以知道，（在“東魏武定五年已有石窟佛寺可供‘塞之’”），石窟的鑿刻時間在東魏武定五年（547年）之前，然而它卻與同時期（或稍前）的諸多造像大相徑廷，格調異趣。遠的不說，我們將其與相距僅90公里的安陽嵐峰山東魏武定四年（548年）開鑿的大留圣窟相比，即可見異同。（見《中國美術全集》卷十三）。在高氏開鑿北洞以作陵藏之時，高氏父子則實際掌握著東魏的政權。從這一點上正好反映出高氏欲篡奪權位，改朝換代的野心計劃。（不出三年，便將東魏取而代之，建立了北齊）這時期佛的造像，形體敦厚結實，表現(xiàn)出北齊民族的強健和豪邁，面稍豐滿，高鼻長目。結跏趺或半結跏趺坐于園蓮座上，衣紋疏宕，成不規(guī)則階梯狀布于全身，佛衣下擺鋪于座面。
菩薩的主要風格表現(xiàn)在渾圓敦實的體態(tài)上，其造型給人一種厚重之感，如南響堂第七窟內的菩薩，面相豐圓，體態(tài)健壯飽滿，腹部略隆，衣紋華麗，上著披帛，下著大裙，裙裾貼體，作出水式，頭戴寶冠，寶繒下垂至肘部。另外，北響堂第九窟左龕和南響堂第一窟左龕內的菩薩，充分表現(xiàn)出扭軀斜胯鼓腹，重心落于一腳的特點，以前者（北第九窟左龕）為甚，這不能不承認是開啟了隋唐造像那種“濃艷豐肥”“細腰斜軀三道彎”的先河。聲聞弟子面型與菩薩同，體態(tài)渾圓，衣式簡潔明快，下身也與菩薩相似，有“曹衣出水”之風。身體比例上略顯上長下短。
3、雕刻技法 響堂山北齊造像雕刻技法，一方面繼承了北魏的風格，一方面又創(chuàng)造出新花樣。北魏時期的造像多用直平刀法，衣紋表現(xiàn)為階梯式，給人一種純樸、粗曠而又生硬的感覺。響堂山在吸收這種技法的同時，又使用了圓刀法進行混合處理，尤其表現(xiàn)在衣紋轉折處更為明顯，（如南七菩薩、北三菩薩）使造像的服飾趨于圓潤，富于真實，在表現(xiàn)造像的肌體上則更多的使用了圓刀法（如北九南龕左菩薩，赤足，屈體，酥胸坦露，腹部隆起），堅細易雕的石質加上藝匠們嫻熟精湛的雕刻技法，使造像平添了無限的生命力，并表現(xiàn)出鮮明的個性，可以說，北齊藝匠在表現(xiàn)人物個性方面是很成功的。
除此之外，響堂山還出現(xiàn)了物象外減地浮雕的形式，這種形式的代表在北響堂第九窟內，環(huán)窟室壁腳一周，雕刻題材均為供養(yǎng)人和博山爐，物象內沒有任何雕飾，其細部的表現(xiàn)應用彩繪完成。此外，該窟前壁窟門兩側的“帝后禮佛圖”也是采用了這種方法。石窟雕刻與壁畫彩繪相結合也成為響堂山的一種風格。物象外減地浮雕的形式是繼承了漢墓中畫像石、畫像磚的傳統(tǒng)，應該與此窟擬作高歡陵墓有關系。
北齊石窟平面方形，平頂，分中心塔柱式與三壁三龕式兩類。中心塔柱式有南響堂1、2窟，北響堂3、6窟等；三壁三龕式有南響堂 5、7窟，北響堂2窟等。響堂山的塔柱僅三面通頂，后面鑿成低矮的隧道，三壁三龕窟則在后壁和左右壁各鑿一大龕，壁腳雕寶壇一周。中心塔柱窟以北響堂第 6窟(大佛洞)規(guī)模最大，雕刻最精美，窟寬13米，深13.3米，高11.4米(見圖)。中心柱坐佛高3.5 米，是響堂山石窟中最大的造像，窟內各壁鑿塔形列龕共16個，飾垂幔及火焰寶珠，雕飾富麗，龕內青石坐佛為民國初年補置。
三壁三龕窟以南響堂第 7 窟(千佛洞) 保存較完整，深5.2米，寬4.6米，高3.75米。門外兩側龕內各雕一力士，窟內三壁開大龕各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薩，前壁滿雕千佛，窟頂中心雕大型蓮花，周繞八身飛天及寶珠，為響堂山窟頂雕刻中的精品。響堂山石窟的北齊造像，面相豐圓，體形健壯，立像如上大下小的圓柱狀，衣紋輕薄疏簡，緊貼身軀，已由北魏以線條為主的造型，逐步轉變?yōu)橐员憩F(xiàn)形體為主的新風格，有較強的質感，成為北魏到隋唐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，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。各窟從窟龕到寶壇、蓮座、背光等細部都用深淺浮雕刻出多種繁縟而極富變化的圖案紋樣，諸種紋樣配置得宜，密而不亂，產生濃烈的裝飾效果，形成響堂山北齊石窟的一個特點。
響堂山遺存大量摩崖刻經，是北齊時期最重要的刻經地之一。北響堂第2窟天統(tǒng)四年(568)至武平三年(572)晉昌郡開國公唐邕所寫刻《維摩詰經》、《彌勒成佛經》、《孛經》、《勝□經》，有《唐邕寫經碑》記載刻經經過，該碑保存良好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，向來為中外文物、史學研究者所重。北齊以后，隋、唐、明各代共鑿 6個窟，規(guī)模都不大，雕刻裝飾也比較簡單。此外利用北齊洞窟內外巖壁 還開鑿有不少造像龕，其中隋龕近50個，最早為開皇四年(584)，唐龕約300個，以武周時期居多。
兩處石窟均有附屬建筑群，北響堂石窟下方的常樂寺遺址占地7000平方米，內有宋塔、經幢及宋至民國年間的石碑、造像。南響堂石窟附近有宋塔及樓閣、殿宇等。1986年清理南響堂石窟外檐，于第 2窟門外露出隋代的《滏山石窟之碑》，記述該窟始建及北周滅法等重大事件，是有關響堂山石窟營造史的重要發(fā)現(xiàn)。
1957年建立響堂寺文物保管所。1981～1982年邯鄲市、峰峰礦區(qū)兩文物保管所合作對石窟進行全面調查實測，建立資料檔案，并先后維修了窟群的圍墻及殿宇等 附屬建筑。1989年開始維修南響堂石窟。
響堂山石窟、佛像、花卉等雕刻，美觀大方，其雕藝承前啟后，是我國石窟藝術發(fā)展史上從大同云岡到洛陽龍門過渡階段的一個重要標志，也是研究我國佛教、建筑、雕刻、繪畫及書法藝術的重要寶庫之一。
